（回国后，向哲浚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给他最高法院检察长的任命，就职于上海财经学院，任校基础课教研室主任。）


　　　　1946年1月19日，经盟国授权，麦克阿瑟颁布了《特别通告》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在东京正式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准备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2月7日，向哲浚作为中国检察官第一个来到东京，开始了压力巨大而繁重的工作。

　　提证历时九个月之久，审讯持续了两年半，共有全英文纪录材料48412页，检察官与被告双方的受理证据4336份。检察官向法庭提供的证人证词和其他证据材料堆起来，有一尺多高。中国检察官组无论工作和休息时的谈话题材都是土肥及坂垣等日本在中国的主要战犯。到了1949年春，在向哲浚据理力争下，正式确定1928年1月1日为日本旨在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的起始日,并被写入长达42页的起诉书，还确定了28名被告。

　　在法庭上，向哲浚面对日本战犯的百般抵赖，用事实驳斥得对方哑口无言。在翔实、有力的起诉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主要战犯作出了合乎正义的公正判决，向哲浚与他的同伴终于不辱使命，向祖国和人民交出了出色的答卷。

　　回国后，向哲浚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给他最高法院检察长的任命，就职于上海财经学院（1985年更名为上海财经大学），任校基础课教研室主任。他每天按时到学校上班，从不向人夸耀当年的经历。一位1963年到上海财经学院任教的老教师回忆当时的向哲浚：年过花甲，头发花白，个子不高，身体硬朗，有种不怒自威的神采。在年轻老师的眼中，他不仅是个学者，更是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向哲浚年少时作为清华学堂的放洋生留学美国，获华盛顿大学法学士学位，精通英语。他常常和青年教师们一起备课，讨论教案，听课，互相观摩，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并组织教研组教师到兄弟院校交流，提高教学质量。平时鼓励大家用英语谈话，以锻炼口语。

　　有一次有位知道他经历的老师打趣问他：“向老，东京大法官有多大？”他微笑着认真地答道：“代表国家啊！”虽只短短五个字，但分量可想而知。中国检察官在远东军事法庭行使职责，代表的是中国，被害方是全体中国人民。当时的军事法庭采取英美法诉讼程序，定罪不是光靠国民党政府的一纸战犯名单，而是要看证据是不是有力、还要不被对方的辩护驳倒。而战争期间中国方面没有注意搜集和保留证据，日本方面借口严守军事秘密，投降后又销毁了大量犯罪证据，因此向哲浚他们的工作困难重重。他能在如此境地做到不辱使命，其爱国心、责任感和才干可见一斑。又有一次老师们闲谈到向哲浚的婚姻问题，向哲浚讲出了抗日战争初期的一段经历，那时他和几个同学谈到陆游的诗《示儿》时大为感慨，国难当头，何以为家？大家当即相约以国家责任为先，不过早谈婚论嫁。向哲浚年过40才有家眷就缘于此。


　　文革期间，向哲浚他虽已于1965年10月退休，双耳也近聋，但还是遭受了政治打击，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向哲浚看到周围发生的一切，泪如雨下。到了1978年上海财经学院复校，向老感慨万千，亲自回校探望。很多人都不认识他，都在询问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是谁。他在老同事的陪伴下边看学院的校园，边不住点头：“好，好，财经复校了。”虽然年事已高，但其威严的神态，不减当年法官的风采。

　　1987年，向哲浚在上海逝世，终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