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刘守刚　
　
　
　
出 处: 原创　　
发布时间:2005-7-1\2:23:17　


　
　
　
来自:价值中国网
恭贺我的老师曹老立瀛先生百岁寿辰

　

与曹老先生通完电话，得知老人家身体安好，甚是欣慰。再过两个月，即农历八月初一，就到他99周岁的生日，按中国人的习惯，该庆祝他的百岁寿辰啦。作为他的关门弟子（1996届硕士研究生），我在此热烈恭贺他一百岁的生日，纪念他浮沉曲折的一生。

老先生经常感叹，他的一生是失败的一生。我们听了，实在不是滋味。决定他浮沉曲折一生的到底是什么？天意？政治？还是所谓的大历史？不管原因是什么，他的一生，是典型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写照，是这个动荡时代的真实反映。

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还是用几个数字来简要概括他的一生吧。

1：一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

老先生16岁考入大学，20岁大学毕业，1926年经杨杏佛、叶楚伧介绍加入国民党，1927年参加北伐。1929年他考取国民政府公费留学资格，1930年（年方24岁）辞去南京特别市国民党市委常委（相当于当今的北京市委常委？）一职，远赴芝加哥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先后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1932）和哲学博士学位（1935），学习专业课程涉及社会学、统计学和经济学。1935年谢绝导师Tenney教授推荐的助理教授一职，毅然决定回国，报效贫穷而可爱的祖国。他的导师当时就预言，回国一定会后悔。此后经历的种种事实，远不止后悔一词可以概括。年少热血的他，为这一决定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有嘲讽意味的是，命运后来又给他一次机会。1947年前后在接收东北厂矿企业的过程中，他与日本企业家高崎达之助相交甚深，高崎看清中国的形势，邀他去日本创业。可老先生当时想，你一个战败国，我去干什么。1949年后，他想起高崎的话，再次后悔，即使自己不愿去台湾，为什么不转去南洋、去日本呢？

5：五年牢狱之灾。

1949年新旧政权更替之际，作为旧政权资源委员会（相当于新政权的国家计委？）业务委员会主管兼经济研究所所长，曹老先生与资源委员会部分同事决定起义迎新，一方面借故拖延不迁移，保护工厂物资，另一方面在地下党安排下四处隐藏行踪。作为起义有功人员，本想全身心投入新社会的工作（就职于华东财委计划局，同时兼职任教于四所大学），没曾想1952年就被作为反动分子逮捕监禁，1954年以近乎莫须有的罪名（长期进行反人民的活动）判刑，服刑于苏北一劳改农场，直至1957年方刑满释放。重获自由后，老先生先后任教于补习学校（私立）、民办中学，教授会计学、统计学、英语，后来在淮海中学任代课教师，教数学、英语、化学和语文。文革十年作为历史反革命，再次受苦，批斗殴打、隔离审查、监督劳动、无休止交待，“凭教眼水吞流腹，忍住心酸咬紧牙”。直到1980年才在当年学生的努力下，调回上海财经学院任教授，这一年他已经74岁了。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当年的判决。事实上，直到1997年国家才承认他们当年起义有功的历史，这时他已经91岁了。也幸亏老先生活得够长，看到了当年的“仇人”一个个倒下，看到了历史总算还他清白。可是，怎么看当年不去台湾，而是留沪起义？他的诗中说：“一子差来定败棋”。

6：六门外语。

老先生一生懂得六门外语，分别是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日语和俄语，英、法、德三种外语全面熟练，拉丁、日、俄三种语言阅读不成问题。留学美国，英语自是不在话下，还曾发表过几首英文诗（实际上在国内大学时代他已熟练掌握英文）。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要求，硕士毕业要求掌握一门外语，老先生在国内法文已有一定基础，于是选定法文作为毕业的外语语种；而博士毕业要求掌握两门外语，老先生又修德语。对哥伦比亚学大学而言，英文自然不算外语，可中文也不被认为是外语。老先生当时曾提出抗议，校方答曰，不是我们歧视中文，而是我们没有教师来评定你的外语（中文）成绩。修习拉丁语，据老先生说，是因为学习法语和德语老打架，只好去学它们的语言源头即拉丁语。而学习日语和俄语，分别是为了抗战和战后接受东北的需要。六门外语，最后就英语用得最多，因为他教了23年中学英语。直到70多岁回到大学，才用了一些其他语言，稍稍派上点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