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人口学家，对上述两种意见的是非曲直没有发言权。作为经济学家可以从经济方面做一些分析。如上所说，人口和经济的关系非常复杂，但是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近二百多年的人口增长确实是爆炸性的，其后果是环境和资源的不可持续性。这一点意见是比较一致的看法。如果我们能够有所作为的话，我们希望人口增加，还是人口减少？或者不增不减？鉴于人口资源的矛盾，减少人口应该是合理的策略。　



但是这是从很长远的发展看。从政策的角度看可能是不同的。因为这里有一个如何从人口增加变到人口减少的适应过程。变得太快社会不能适应，会遇到一代人的生活困难，造成巨大的社会痛苦。具体的问题就是人口忽然减少，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降低，导致生产下降，全社会入不敷出，经济衰败。这样的经验教训已经在不少人口减少的国家里发生过。尤其在我国，因为二十多年实施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人口发生过急刹车。将来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速度比哪个国家都快，可能造成的问题也特别大。这一点是我国大多数人口学家都同意的。一胎化政策对当前的经济有很大的好处，降低了家庭的负担，提高了社会的储蓄率。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但是这一份红利是寅吃卯粮得来的，将来老龄化社会降临时劳动力供给不足，欠帐是要归还的。　



一胎化政策导致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严重的性别失调。根据公布的人口统计，现在0-4岁的性别比达到了1.23。这个年龄段的人有将近五分之一的男性将会找不到老婆。性别比的失调一年比一年严重。拿每五年作一个段落，性别比依次是1.23，1.19，1.14，1.08等等。可见这个问题在日趋恶化。当然，性别比失调的原因很复杂，但肯定和管制生育有关。在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之前性别比没有扭曲。　



由于这些原因，继续执行严格的违反自然的一胎化生育政策是大可怀疑的。易富贤先生的这本书对当前政策提出质疑是有必要的。有这样质疑的人远不止易富贤一人，但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信息流通受阻碍的环境中，这方面的意见不能充分表达。所以他的看法特别值得大家注意。　



按理说，国家计生委应该对这样的意见最关心，最欢迎。可是事实上恰好是计生委不欢迎不同的意见。其中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是生怕自己制定的政策被不同意见干扰，得不到贯彻；更由于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的考虑。如果计划生育不需要了，国家计生委也就要解散了，自己这份官也当不下去了。相反，愈是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自己手中的权也愈大。很明显，什么样的政策对这些官员有利。这是问题的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最难解决的部分。　



懂得政策如何联系到官员们的个人利益，就能够解释一系列的政策偏差。类似的问题有不少。其中首先是中国的粮食问题。主管粮食的官员特意强调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无中生有地制造粮食危机论，迷惑老百姓，制造紧张气氛，甚至哄骗最高领导人，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其次是保护耕地的政策和冻结农用地的政策。这些政策有明显的错误，但是得以不断加强，靠的是扼杀不同意见，严格控制言论，让社会和领导只能听到他们一家之言。2007年3月1日报载国家计生委的负责人宣布要制定新的生育控制政策，对社会上的名人富人超生，要严加处罚。不但罚款（有的罚到几十万元）还要计入档案，不得参加社会各种评奖活动。这种法外加刑的做法根据何在？名人富人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为什么要仇视他们。计生委的人自己承认，名人富人超生是极个别的事，并不构成对人口控制的威胁。为什么要专门针对名人富人提出特殊政策？如果是借机敲诈勒索，就完全失去了政府应有的公正执法的原则；如果是想煽动贫富人群之间的对立情绪，破坏和谐社会，居心就更可怕了。　



仇视精英是文革的做法。计生委被有文革遗风的人所控制，倒是值得担忧的。其实，对超生罚款已经是过去的做法。现在不叫罚款了。先是改称为计划外生育费，现在又改称社会扶养费。超生已经是一个中性的行为，并不认为是什么错误。这些官员曲解有关规定，把它当作打击社会精英的手段，挑拨普通群众和精英分子之间的对立，破坏社会和谐。同时又随意扩大自己手中的权限，增加自己的威风。这种出格的做法难免引起大家对计生委此种政策出发点的怀疑。　



以上猜测政策因为官员们的个人利益而被扭曲，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因为法律意义上的证据是很难得到的。人家心里是怎么想的何来证据呢？但是我是研究制度理论的，懂得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的道理。再加上政策中明显的片面性，怀疑就产生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主管官员都有这种心态，但是起主要作用的负责人是难辞其咎的。官员们否